福寿园内，捐献者家属向上海市红十字遗体（器官、角膜）捐献纪念碑鲜花。
“生命如花，我们需要每一个人。”
点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方网站，能看到三组每日更新的数据：截至2025年11月9日，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7255287，实现捐献例数62446，捐献器官个数194093。
董家勇时不时会登录网站看看。他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医生，也是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s，简称OPO）负责人。过去几年，他见证并经手了上百例以器官捐献为名的“生命接力”。
“如果一个人因为疾病或者意外走到生命的尽头，器官捐献可以让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获得重生。器官捐献是件无私的事，也是件伟大的事。”话虽如此，但这个关乎生与死、自我与他者、个人与家庭的问题，还是被许多人视为“敏感”。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直面‘敏感’，只有这样，才能让器官捐献理念从‘小众’走向‘大众’。”董家勇和团队其他器官捐献协调员觉得，改变已悄然发生。
长征OPO协调员进社区科普。
“我要帮她完成”
手术室门口，老周上前一步，轻轻握住林慧的手。尽管那双手早已没了温度。停顿了几秒，他慢慢俯下身，用额头轻轻蹭了蹭妻子的脸颊，在她耳边轻声说：“慧啊，别怕，加油。”
想起这一幕，长征医院OPO协调员连生鼻子一酸。
今年9月底，在办公室里整理器官捐献材料的连生，接到普陀区人民医院的来电。电话那头告知，有家属主动提出了器官捐献，“快来”。情况紧急，他立马带好工作证和相关文件赶了过去。
捐献人林慧是一名退休大学教师，出事前刚做完体检。吃早餐时，因一口蛋黄没咽顺，她突然捂住喉咙倒了下去。尽管被紧急送往医院，但异物卡喉引发的心脏骤停，让她在生死线上挣扎。最终，医护人员通过心肺复苏，挽回了她的心跳，可长时间的缺血缺氧还是造成了不可逆的脑损伤。
面对被判定为脑死亡的妻子，老周浑身透着悲伤和无力。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他主动开了口：“她说过要捐器官，我要帮她完成。”
捐器官，即人体器官捐献。根据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人体器官捐献，是指自愿、无偿提供具有特定生理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胰腺或者小肠等人体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用于移植的活动。2015年起，我国全面停止司法渠道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渠道。
在实际操作层面，捐献行为实施前，需要得到直系亲属，包括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的一致同意。通常来说，主治医生得知家属意愿后，会立即联系协调员介入。
抵达医院后，连生立即与家属、医院进行沟通。从评估到手续敲定，从术前准备到团队协调，花费了近10个小时。就在所有流程全部就绪，林慧被推出抢救室、前往手术室之时，他看到了开头的那一幕。
“这哪里是告别？这是老周对爱人最后的承诺，是对这场生命延续最郑重的期许——他在替她给‘新生’加油，也在替自己，与她好好作别。”事后，连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这篇文章，也揭示了林慧捐献器官想法的来源——电影《天大的事》。影片以郑州市金水区公安分局白庙社区民警樊树锋同志因公殉职后捐献器官的事迹为原型创作，9月才上映。
当银幕出现樊警官捐献器官的情节，林慧一边抹眼泪，一边对爱人说：“老周，你看这多有意义，要是真到了那一天，我也想捐器官，能救几个人，这辈子也算值了。”
老周没有料到意外这么快来临，但他还是决心陪伴妻子走完这最后一程。
就像《天大的事》里樊警官说，“生命的意义从不在长度，而在厚度。”曾在讲台上传道授业、深受学生尊敬的教师林慧，也以自己的方式，把光留在了人间——她捐献的器官，成功挽救了数位患者的生命。
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鞠躬，默哀。
需要“一颗大心脏”
上海目前共有7家受市红十字会和市卫健委监督管理的OPO，均挂靠在综合三级甲等医院中，协调员由具有相关医学工作背景的医护工作者担任。长征医院OPO，除了主任和执行副主任，共有5名全职协调员。
董家勇说，医院本就是一个离生死非常近的地方，但要担任协调员，格外需要“一颗大心脏”。
来自病患家属的质问，甚至责骂，都是常有的事。尽管他们知道，躺在病床上的亲人已在生死一线间，但还是无法接受一个“陌生人”来“打器官的主意”——“人还没走，你怎么能和我提这个事？”
协调员很清楚，如果能由主治医生或管床医生这样患者及家属信任的角色开口，成功的几率会大一些。但医生也很为难，“人难以救活了，还要劝捐献？这怎么开得了口……”多年以前，有的医生、护士甚至一看到协调员出现在科室，就没有好脸色。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生死问题有了提前的思考，加上一桩桩器官捐献事迹得到媒体的宣传报道，一批文学、影视作品以此为题进行创作，器官捐献理念逐渐为更多人所知、所认同。从前需要协调员“磨破嘴皮子”与家属解释、沟通的情况变少了。
“今年以来，我们做了近20例器官捐献，其中有1/4都是家属主动向ICU医生表达了捐献意愿，随后医生再联系我们的。”董家勇说，家属这一关过了，协调员对接后续流程就能快上许多。
林慧的捐献是这样。大霜的捐献也是如此。
2024年的一天，上海青年大霜独自在三亚散心时，昏倒在民宿房间里，等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因急性大面积脑出血而重度昏迷。妹妹小霜为了哥哥能得到更好的治疗，连夜将他带回上海。
经过一周的治疗，大霜还是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坐在ICU外的走廊里，小霜想起了与哥哥的一次闲谈。那时的他说：“如果我离开世界了，希望把身上所有的器官全部都捐献出去，最后再把骨灰撒进大海，自由自在地漂泊……”
于是，小霜主动向医生询问了器官捐献的流程。与长征医院协调员对接后，她代表全家签署了哥哥的器官捐献同意书。
类似的故事，深深地感动着协调员，也让他们一次次生出坚持下去的勇气。
从事协调员工作的这几年，连生有过迷茫，但如今的他，电话24小时开机，随身带着文件包，时刻准备着“与时间赛跑”。“00后”协调员周然，更是在大学时期就已坚定了志向。他说：“作为协调员的我们，既是生命的送行者，也是新生的摆渡人。”
中国器官捐献移植的法治化进程，也让协调员们更有信心。
2007年，我国首部器官移植相关的统一法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2023年12月，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在医务工作者看来，《条例》名称中新增了“捐献”二字，这一变化凸显了器官捐献的重要性。董家勇表示，《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不仅是医疗领域的操作指南，更是社会文明的里程碑。“以法律形式将人道主义精神制度化，既守护了生命的尊严，也为医学进步和社会共善提供了坚实保障。”
长征OPO协调员及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进社区科普。
从源头改变认知
市红十字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1日，上海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13.4万人，累计实现人体器官捐献1269例，使3700余位器官衰竭患者重获新生。
有身患尿毒症的青年这样描述患病之后的生活：“每周两到三次，每次4个小时的透析，让我几乎无法维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由此产生的社会脱节感，更是让我心如刀割。”还有病患说，“尿毒症不仅困住了我，也拖住了我的家人，患病之后，全家人再没一起出去旅游过……”
得到匹配的肾源，完成肾移植手术，让他们有了重返校园和职场、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但，时机稍纵即逝。
董家勇记得，有一次在ICU，家属对器官捐献的提议没有反对，只说“要回去考虑考虑”。身为协调员，他们不能盯着家属，在身后“催”。可一天之后，当家属主动打来电话决定走捐献流程时，已经晚了——经过评估，这名意向捐献者的血肌酐数值已经达到400μmol/L，意味着肾脏功能已经产生了不可逆的损伤，不再适合捐献。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们觉得非常遗憾，复盘了好几次，最后得出结论，还是要从源头改变，想办法让更多人建立起对器官捐献的认知。”
不只是长征医院OPO团队这么想。事实上，这两年，上海多家OPO都开始主动拓展宣传阵地，除了在院内宣传，协调员们还走进高校、社区及楼宇。就在10月底，长征医院OPO和瑞金医院OPO分别来到曹杨街道兰溪园居民区和黄浦区城汇大厦，面向居民、白领开展科普宣讲。
每次进社区，长征医院OPO都会带上“外援”——眼下，一批来自不同科室的医护人员加入了医院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发挥各自所长，向居民讲解糖尿病、脑卒中、眼部疾病防治等内容。健康科普完成，下一个环节就是器官捐献科普。
令协调员惊喜的是，居民们大多听得认真，不少人还会积极提问并相互讨论。“有的阿姨在课后主动询问我们如何进行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当场登记完成后，还要拍照留念。”周然说，一位街道干部听后表示，之前对这项工作不太了解，现在觉得这是国家倡导的有意义的好事，接下来要把科普宣讲带到更多社区。
还有一个地方，是协调员每年必定要去的。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园里，静静伫立着上海市红十字遗体（器官、角膜）捐献纪念碑。碑上镌刻的，是一行行捐献者的名字。每年清明节前夕，协调员都会带着捐献者家属一同前往，向纪念碑敬献鲜花，深切缅怀捐献者，感谢他们的爱心善举。
生命之桥，因爱而建。“社会并不会忘记他们的无私付出，上海永远有这样一方土地，留存着对他们的悼念。”董家勇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林慧、老周、小霜、大霜为化名）
福寿园纪念碑前，协调员与捐献者家属缅怀逝者，社会不会忘记他们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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